25岁确诊，我和成人多动症的和解之路

*本文为「三联生活周刊」原创内容

国涛在25岁确诊了成人多动症。“成人”“多动症”，这两个词语组合在一起很容易让人产生猎奇的冲动。但“多动症”不一定是表现在肢体上，也包括过于发散的思维、不受控制的注意力，而它们在过去往往被认为是一个人的主观破坏行为。在漫长的成长中，国涛经历了自我觉察和确诊，并在研究生阶段，将多动症变成了自己的探索和研究方向。这帮助他完成了自我理解和自我疗愈。以下是国涛的自述：

口述 | 吴国涛

实习记者 | 明雪菲

编辑｜王海燕

确诊之路

2019年4月，我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确诊了多动症，那时和我一起在医院门廊排队等医生的，大多是孩子。是的，25岁的我挂了儿科。

问诊时，钱秋瑾医生说：“你这是典型的成人多动症”。于是那些在他人眼中离大谱的行为，有了一个正式的医学解释。

我成长在安徽一个县城，父母是朴实的农民。我应该从小就有多动症，而12岁之前是否出现过症状，也是判断一个成年人是否患有多动症的重要依据，但儿时，我从来没听过“多动症”这个词。

《看上去很美》剧照

我只记得，小的时候，父亲在夜里修车，我在一旁用手电筒帮他打光，直到听到怒吼“手电筒怎么不跟着我的手移动”，我才知道自己走神了。有一次放学回家，到家摘下书包我才发现，所有书和文具都掉了，原来我一直把书包大敞着倒着背。至于控制不住在课堂上接老师话，这都是平常事。

多动症表现有三类型，第一种是注意力缺失，第二种是多动冲动表现（比如不受控的情绪突然出现，冲动飙车），第三则是前面两个的混合。在成年以前，我从来没有察觉到自己有这些问题，周围人也把我的表现归结为“小孩都这样”。但其实，这些具体表现背后，有研究发现大多数ADHD群体的脑部在工作记忆、抑制控制、认知灵活性三个执行功能的子维度存在不同程度的损伤。另外，多巴胺功能也失调。

其实在上大学之前，我一直都生活在一片混沌之中。觉得自己差一点也没关系，算是不开窍吧，没心没肺的。可成年了之后，怎么都得开始自我探索吧？于是我把一个大学生能探索的方面，比如学习、社团、兴趣爱好，全都试了一遍，结果全方位碰壁，无限尝试，无限失败。

失败甚至包括玩游戏，比如英雄联盟，我玩了几千场，还是青铜。这款游戏里，我最爱玩诺克萨斯之手这个角色，但因为情绪控制能力弱，玩的时候常常一时上头，心想“别人可以凭什么我不可以”？于是我抱着“诺手只能死在对方塔下”的信念，为敌方送去初血。

失败太多次后，我迫切需要一次成功来证明自己。大三时，我决定考研，一年痛苦又折磨的学习之路开始了。这一年里，因为大量心理资源被消耗，按时吃饭、睡觉、起床对我来说，都变成了考验。每隔一个月我都会崩溃一次，连续几天不学习，最长纪录是，熬夜一宿看了四部电影。

《坠入》剧照

但与此同时，我作为一个小镇青年，向上走的驱动力又相当大，甚至QQ签名在那时都是“阶级跃升”四个字，再加一个感叹号。这份驱动力让生活里其他所有事情都为考研让路。

为了调动自己的注意力，有段时间，我甚至在学习之前先撕钱，形成对收入不高的父母的愧疚，来激励自己。2018年一年里，我光是撕掉的钱就有1000元，相当于自己一个月的生活费。我还在淘宝上买过提高注意力的非处方药物。或许这段话不能表现其中艰辛，但这次考研在短时间内摧毁了我的情绪系统，考研结束之后我每日大脑里充斥着无意识自我攻击。最后，出乎所有人意料，我从双非院校考上了西南大学心理学研究生，艰难上岸了。

有没有可能我有成人多动症呢？这个念头是我在偶然听罗振宇的读书会产生的。他说自己有成人多动症，像缴水电费这样的简单小事，也要磨蹭着拖好久。其实我也是，不仅水电费，还有话费，这些的小事对我就很困难。我记忆力不太好，记不得当时他的原话了，但印象中，他还介绍了一些症状，我全都能对号入座。

彻底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问题，是源于读研前尝试的两份工作均以失败告终。工作不可避免有压力，面对压力大家肯定都紧张，但我的紧张是失控式的。按公司规定，我当时需要每天打300个电话，这对我的心理，构成了极大的压迫感。最后在领导的眼中，我每天的表现就是，“扭来扭去”、“东张西望”、“一天上20次厕所”。不到一周，我主动跑路了。

《废柴联盟》剧照

这之后，我决定，必须要搞明白自己是否有多动症，不然这辈子就完了。但那时关于成年多动症的信息非常匮乏，再加囊中羞涩，拖拉了半年，我在2019年的春天坐着绿皮火车来到北京，并最终在北大六院确诊。

我有多动症

情绪，是以需求和愿望为中介的。小的时候，我只知道吃喝玩乐，如果被批评学习上缺乏纪律，还会争取下次做好，觉得失败了也没关系，因为对学习没有需求。到了大学，人生进入下一个阶段，别人的认可在生命里的权重就越来越大。我还记得一个场景，就是自己在研究生学生会时，有一次需要上台总结发言，结果一开口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思绪打结，最后整个人都卡在了那里。

刚刚说的这一系列失败，不知情的人或许会觉得可爱。但其实，那时我的自我价值感极低，后来我了解到，其他多动症患者也是如此。微小的挫败在时间轴上持续，如水滴石穿，烙印在人的心里。

在北大六院，确诊多动症的同时，我还被医生确认有严重的躁狂症状（多动症往往伴随次生的情绪问题）。但确诊之后，身边的人几乎没人信。比如，因为病症，我当时很难做到随手关空调，我的室友们即便也是心理学专业，但研究方向不一样，也并不能理解，你不关空调、乱放东西可能跟你的多动症有关。对这种不被理解带来的争执，一开始，我会产生负面情绪。但后来想想，抑郁症的概念在中国的普及，花了多长时间？多动症可能也同理。

《当冲动的他遇到分心的她》剧照

我的研究生导师冯廷勇可以说是第一个让我感受到被理解的人，他的研究方向是认知发展与教育，涉及多动症、自闭症，另外他也关注容易拖延的人的大脑结构中某些部分的激活情况。知道我有多动症之后，导师开始对我因材施教，比如在办公室里给我讲问题时，会用图画在草稿上，让我离开时带走，方便我复习，加深印象。

疗愈的过程，是一套组合拳。除了医院的诊断、治疗，导师的帮助，自我作用也很关键。我尝试了很多办法，比如药物、膳食补充、运动，见效都不大，其中药物对我来说不太适用，因为副作用大于疗效。而且我尝试的两种药，本来就不一定对所有患者都有效。

因为是学心理学的，后来我正式将成人多动症变成了我的研究方向，陆续进行了大量文献阅读。合理地解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，成为自我接纳的起点。通过大量的研究，我开始搞明白一些问题，比如多动症的常见表现是“工作记忆不好”，就是当一个人要跟我说三点问题，说到第二点到时候，我已经把第一点忘了。这是因为我们储存信息和操作信息的能力比较弱，前文提到的研究生学生会发言当众卡住就是一个例子。但那时，我没有一下子意识到是言语工作记忆的缺陷，不服输地开始了一遍遍训练，又一次次满足不了自己的期待。后来，我查阅了文献，工作记忆是很难训练的，从此一切可能发言的场合都提前打大量草稿。放弃了对于掌声的幻想、降低期待，我的目标是“普通人”。

对我个人而言，比较关键的一个疗愈转折是进行了正念锻炼。所谓正念，其实一种“游戏治疗”，就是不断觉察自己的念头、用意识去感受身体各个部位，正确疏导情绪。就像运动可以训练人的耐力与爆发力，正念可以锻炼人的注意力、自控力，它的原理是锻炼大脑的前额叶，提升相关的底层能力。但相比药物治疗，它并不能30分钟就起效，而需要长时间持续投入。另外，尽管大方向是好的，但是起效程度因人而异。

《我的事说来话长》剧照

长期进行正念训练的最大收获是，情绪控制能力增强。举个例子，同样是被室友批评我没关空调，我的第一念头不再是“你为什么不接纳我”，而是想到，我在学着与自我相处，而他们也在学着与我相处，他们对我的批评，就是这个学习的过程之一。学习、理解、落实，这本就是学习的步骤，为什么要把期待摆得太高？这样解读后，情绪结果也就不同。

而我第一次意识到到自己似乎变得“正常“了，是写研究生毕业论文的时候。当时我在图书馆看文献，有时能够一坐就是一上午。另外，课题组聚餐，不免谈到一些人或事，一些关键词还是会让我瞬间发散，想起许多受挫的负面回忆。如果在过去，这样的回忆，会带给我 “枪林弹雨”的体验。但研究生快毕业时，回忆已经变成了空中漂浮物，不再攻击我了。或者说，我不再那么轻易陷入其中了。

2021年，我去到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，经过心理测量、以及另外一些实验室测试，被医生诊断为“正常”。

多动症，是病吗？

当然，我的“恢复正常”是打双引号的，在学术界，其实从来没有绝对治愈的说法。注意力不足，能被“杜绝”吗？答案并不是0和100这两个选项。这也是很多人怀疑自己也患有成人多动症的原因之一，有些人在网上对照了相关量表，觉得自己有一些症状，就自我确诊了。但实际上，“量”与“质”之间的差别，还是需要医生严格问诊的，因为医学对多动症有严格的诊断标准。

在我的经历里，北大六院的钱秋瑾医生在对我问诊时，不光参考了很多指标，包括几大量表、词语学习测验、脑血流图、诱发电位彩色地形图、临床记忆测验等，还对我的成长史、发育史进行了访谈。

为什么我强调医生的多重严格问诊，打个比方，“社会功能严重受损”，是对诊断很重要的一个指标。但现实生活中，人对自身的“社会功能正常”认知标准却往往是主观的，这关系到个人的需求和愿望。

《叫我第一名》剧照

我碰到过这样的情况，有国内顶尖高校的学生觉得，自己在某个环境中无法集中注意力学习、无法调控情绪，可能是多动症引起的，但医生经过诊断，更倾向是抑郁、焦虑等其他原因造成的。我也碰到过一些人，一直没有被确诊，但坚持认为自己存在注意力缺陷。

但本质上，我们的愿望都是更好地适应社会，为什么一定要把重点放在“这到底是不是病”这个问题上呢？如果感觉自己存在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，承认它、尽量朝着正常的轨迹训练，然后提高社会适应能力，或许比执着于一个名词更重要。

在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，为了自救，顺便也想提供一些互助资源，我创办了公众号“ADHD互助联盟”。这个过程中接触了一些“高功能患者”，他们可能毕业于麻省理工、北京大学这样国内外顶尖学府，即在世俗意义上是很优秀的人。这些样本甚至导致了一些认知偏差，即让人以为，多动症一定智商高。

菲尔普斯、比尔·盖茨、达芬奇、约翰·肯尼迪都是ADHD患者

但起码根据目前中国的精神卫生服务的发展状况，一个ADHD患者能通过某种方式确诊，往往是具有自我觉察能力，且拥有一定客观资源的，也就是，一般来说都是被“筛选”的相对精英的群体。而根据很多研究，大多数多动症患者在社会功能、学习功能的表现上，是相对不那么主流的。也就是说，他们生活在世俗意义上的底层，被淹没在人群里，甚至一生没有意识到自己存在多动症的问题。

排版：耿耿/ 审核：然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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